已有的先例是，印度加入“印太合作”，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共同制衡的不仅是中国，还有上合组织独特的地缘战略选择，实质上是在亚洲地区推行“西方机制”。在这种西方关系的语境中，中亚地区也有吸引阿富汗这一“地区联结”载体的任务，例如美国领导下的南部运输走廊，也被称为“新丝绸之路”，经由阿富汗到传统中亚地区，包括该地区的后苏联国家。

　　俄罗斯的立场在后苏联的中亚有着某种非建设性的力量，该地区被俄罗斯视为涉及其地缘政治利益的、“自己严格控制的地带”。在上合组织的投票中，亲俄罗斯的方向对该地区这些年轻国家来说几乎都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大家还没能克服那种面对所有紧迫的国际政治问题都“看克里姆林宫”的习惯。

　　对于俄罗斯和中国来说，有协调双方利益的“第二条道路”（也包括上合这组关系）是组织内“秘密操控”的独特工具，然而与公认的章程相比，则更容易引起组织其他成员的不信任和不接受。

　　上合组织在20年前就已经成立了，即便最初它在解决中亚国家边界问题和维护地区安全方面表现出自己的效率，然而到了现阶段，我们认为，上合组织需要实质化的转型和迅速灵活的转变，才能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或是应对不断出现的新的发展“风险”。

　　例如，通过“观察员”和“对话伙伴”机制让其他国家参与组织的“长期模式”并不总是能够提高组织的效率、权威性、重要性和潜在影响力。有时，在为了地区利益开展的国家间合作道路上，却会表现为一种“官僚主义的障碍”。

　　此外，上合组织的全球化（即希望解决我们这个时代共同的全球性问题）和地区化（实际积累资源和潜力）趋势，越来越降低组织作为有效“参与者”的可能性，把它变成了一个官僚的“利益俱乐部”。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在某个成员国的行动不符合组织原则的情况下，会被排除在组织之外，这种多数国家否决一个成员国的机制也并不完善。

　　第七，上海合作组织也会在自己的活动当中面临一些来自有竞争关系的国际集团和国家的直接阻碍，他们将上合组织视为对手，极力采取措施来平衡组织成员国和自身之间的利益，制定“软战略”进行制度对抗（为一些小国提供好处或优惠来使他们退出或不加入上合组织）。中亚地区的不稳定也会损害上合组织的威信，刺激组织内部国家之间的竞争，造成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

　　当上合组织的活动缺乏组织性，或有时组织活动失去了意义，基本上就陷入了“管理混乱”的境地。例如，吉尔吉斯斯坦曾发生过“三次革命”，这一系列“变革”不仅是对吉尔吉斯斯坦人民的考验，也是对上合组织这个整体的考验，组织没能就该国形势制定自己的“议程”和政策。

　　西方也在针对一些国家和整个组织发动隐秘而混杂的信息战，如在中亚国家的“恐华”“恐俄”现象中“带节奏”，支持民众反对各种联合经济、文化项目，其中包括上合组织框架内实施的项目。

　　第八，值得关注的是，当代国际关系的激荡和国家间较大的冲突与对抗，会对“新常态”的形成造成负面影响，从而不利于国际组织框架内国家间合作机制的发展。

　　例如一些国家在其战略中引入了民族主义经济政策、民族特殊性政策、“新不结盟”政策（политики«неоизоляционизма»），并且不再相信任何区域互动模式的有效性。有一种“病毒”正在进入我们这些国家的国民意识之中——互相不信任，并且“草木皆兵”。这些趋势为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带来了新的障碍，致使成员们消极看待当今世界的发展情况，在为现实发展问题选择这样或那样的解决方案时“小心翼翼”，其发展理念和座右铭，变成了被动的“不去伤害”，而非积极主动地使中亚地区形势“变得更好”。

　　上合组织过去20年的发展经验不仅证明组织有着自身的发展动力，更反映出我们这些国家社会经济演变和政治转型的复杂性，以及各种并不简单的双边、多边关系。这些最终都会影响上合组织的命运。尤其是，事实上，各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根本转型是这一时期整个上合组织国家空间的特征。

　　例如，上合主要国家——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治生活变化会刺激组织的发展。两极体系崩溃后，美国单边主义主导的世界政治格局，对中俄走出阴影，施展国际抱负，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契机，对两国在整个国际关系特征转变的过程中加强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取得了成功，建立了自己的政治话语体系，国家的领导实际上在改革过程中获得了长期的全权委托，民众对国家领导的政治信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保障。

　　“一带一路”的全球性倡议由中国提出并非偶然，它旨在更新参与国的经济基础设施，其中也包括上合组织国家。现在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合理的国际项目，有着现实的可能性与推动世界现代化的潜力，有机会成为经济正向发展的基石，而这一基石会在具体条件下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社会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

　　俄罗斯总统提出的“大欧亚”构想对上海合作组织的长远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潜在影响。这一构想以开放合作为基础，在经济战略中将政治体制不同、文化特征各异的国家融合在一起，从而丰富国家关系的内涵。这种方式将参与欧亚一体化进程的后苏联国家间的互动提高到新的水平，吸引了许多新兴国家的加入。上合组织机制是其中十足的“标志性现象”，在共同原则、价值观和任务的基础上将所有新兴国家聚集到一起。但扩大组织规模的同时，也应当深化并充实组织的内涵。

　　众所周知，俄罗斯领导人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持保留态度，尤其是在自东向西的实际运输通道建设、中国在中亚地区的项目推动方面，克里姆林宫总是把这一地区当成俄罗斯的“后院”。通过吸引那些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加入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联盟来限制该地区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其中包括阻止中国经济向该地区扩展，为中国在中亚地区大规模存在、以及通过倡议和自贸区互动开放整个欧亚大陆的贸易空间制造障碍。

　　2015年签署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说明，一系列国家间的合作项目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看出，这种“停留在纸面上”是上合经济合作的阻碍因素，并没有实现它的发展。中国倡议的主要项目已经实施，并且正在实现国家经济项目的双边对接。例如，哈中经济合作，新经济政策“光明之路”（哈萨克斯坦）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对接，成果显着，经济指标快速增长，对整个中亚地区影响倍增。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俄罗斯对于同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做出了各种承诺声明，但对于多边互动的态度仍然十分谨慎，其中就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例如，俄罗斯决定加入亚投行比预期要晚得多；与此同时，俄罗斯领导层正在推动自己关于建设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倡议等等。

　　现在克里姆林宫的主要观点是，由于苏联的解体，俄罗斯不仅没能巩固自身在该地区的地位，反而丧失了“帝国”的地位。对于欧亚大陆上的后苏联国家来说，苏联解体是通往解放和获得独立的一步。这种尚存于政治家、人民情感当中不一致的价值观，阻碍着欧亚经济联盟、集安组织、上合组织等国际组织框架内的力量团结。

　　总体而言，就重大国际倡议的实施来说，今天的俄罗斯正在成为一个难测的、易发生冲突的伙伴，几乎所有后苏联邻国都有同感。在国际社会看来，俄罗斯是与西方“对抗轴线”上的一个核心国家，其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对后苏联国家多维外交政策的向外拓展与回旋余地造成了破坏。不仅如此，俄罗斯领导层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对抗西方的工具，也将之视为自己得以在中亚安全问题上独占主导地位的平台。这种“对抗设置”显然与一些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利益相悖。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一些中亚小国，因为中美之间的“对抗轴线”，也有着类似的“心理不适”。加上，中国全球治理计划的前景及其对中亚地区——“上合责任地带”——的影响并不明朗。此外，白宫新政府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将他们视为“世界秩序修正主义国家”，大大挤压了中亚国家外交政策的范围。

　　很明显，中亚小国不能“与西方争吵”，西方拥有绝对的技术优势，并且有能力在那些不中意的国家制造“管理混乱”，造成无法预测的后果。一些国家在权力交接时，都曾遭遇外来势力带来的“颜色革命”。

　　尤其是哈萨克斯坦权力交接的时候，2019年春天起，我们就承受着外部压力，迫使国家领导层采取非常谨慎的外交方针。比如，与俄罗斯之间有着一系列敏感问题，特别是在一些俄罗斯政治家发表了有争议的言论之后，其中包括俄罗斯领导人对某些“礼物”的态度——对后苏联共和国领土完整性提出了质疑。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一些代表在发言中直接攻击哈萨克斯坦。

　　因此，我国需要实行多元外交，加强与中国、土耳其等东方国家的合作，来平衡以美国、俄罗斯为代表的权力中心的影响，降低可能的风险和外部干涉。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很难指望得到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任何机构的保障，因为大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