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1日，电影《八佰》上映。而八百壮士守卫四行仓库之壮举，正是当年人们如同看戏一样看到的发生的历史。

　　现在的影视剧中民国时期的士兵，总是光鲜的成套制服，发蓝的整齐枪械，刺刀铮亮头盔黝黑，军官们则是器宇轩昂短髭油头，浑身毛呢手枪精致，还有浓妆艳抹的女军官，白手套亮皮靴，撩动心扉。

　　这一切都不过是后人意淫出来的景象，20世纪20-30年代真实的民国军队，其实更接近于武侠小说中的丐帮。军装破烂颜色各异，大多穿草鞋；枪支也是万国造，口径千奇百怪。很多枪接近于破铜烂铁，膛线都几乎被磨平，想水平射击先得瞄准月亮。比型号芜杂更操蛋的是数量还少——即便是号称嫡系的中央军德械88师，全师合计也只有4000多支步枪。

　　国军最精锐主力尚且如此，地方部队就更不用说：抗战初期的贵州部队中，部分士兵是手持大刀长矛作战的，最多身上背几个手榴弹，这种士兵在贵州叫做徒手兵。而出川作战的几十万川军，武器装备也是极为缺乏。参加台儿庄作战的川军第22集团军，很多新兵赤手空拳。为了能在战场上发挥作用，迫不得已只能在路过山西时，顺道哄抢了阎锡山的军火库。

　　该部调到徐州战场后，其麾下的第41军奉命保卫滕县时，364旅张宣武团仅有2挺轻机枪，其中还有一挺打不响。张宣武只能自己花钱，从私人手里购买了2挺轻机枪。

　　淞沪会战打了3个月，日军逐渐形成合围态势。到了1937年10月，百万国军面临被围歼的境地，无奈后撤。蒋委员长想留点人象征性抵抗一下，打给全世界看——中国还在坚持。坚守的地点选在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委座让88师留一个团，88师师长孙元良打了个折，只留下一个营。

　　坚守四行仓库的是国民革命军第19集团军第72军88师第262旅第524团第一营，作为一支加强营最初确实有接近800人，但经整个淞沪会战的消耗，到该次战斗前包括军官只有423人，其中大部分人员是补充兵，补进来的是湖北省保安团，战斗力充其量算辅警水平，还不如小军阀的杂牌军。在那个时代，他们通常被叫做：炮灰。

　　弹道修正，密位计算，班组跃进，这些合格士兵的基本训练对于基本为文盲的中国农民来说，几乎无法掌握。上战场之前每个人平均打靶的子弹不超过5发。他们面对的敌人每人至少打靶300发子弹，1/3都是优秀射手。

　　无知无能无援无炮的400余败兵，困守四行仓库。孤军孤楼，楼外是20万坐拥炸药和钢铁的敌人。天地宽阔，戏台广博，连台步都不会走的400多人终究要上台来。

　　万国租界几乎是欧美人在东半球可以想象的最幸福之地，也是整个中国当时最繁华最先进最文明的一块地界。远来的冒险家在这里找到财富，失意的政治家在这里谋划再起，富豪大亨小开间谍车夫妓女红帽子阿三大鼻子水兵聚集在方寸之地，灯红酒绿歌舞狂欢醉生梦死是主题曲，百万大军的殊死决战，不过是画外音。

　　隔岸，线年，中美英日法意荷比葡九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国际会议，缔结了《九国公约》，公约第一条便是“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12日，中国代表团长顾维钧根据盟约第10、11、17条向国联秘书长提出了申诉，要求国联行政院采取必要措施。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远东顾问委员会的两个报告书和一个决议。第一报告书承认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不能依据现行合法约章或自卫权以资辩护”，违背了九国公约与巴黎和约，但是没有明确宣布日本是侵略者；第二报告书则建议九国公约签字国举行会议，“并与其他在远东有特殊利益之国家联合工作，寻求以彼此同意之方式结束此次争议之方法。”

　　敌强我弱，败局已定的时候，以苦战博取世界之同情，推动布鲁塞尔会议召开，以求解决日本军队的步步紧逼。

　　这是一场苦情戏，也是一场悲情戏。打给苏州河对岸的洋人看，也打给欧洲大陆的洋人看。他们看了戏，或许会被悲情和苦情触动，中日战局或许就有转机。

　　1895年，甲午战败后中日和谈，日本要求赔偿白银2亿两，并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李鸿章将《马关条约》的内容，暗地里告知了英、法、俄、德、美等主要西方列强。俄、德、法联袂向日本正式发出外交照会，“兹特劝告日本政府，放弃确实领有辽东半岛一事。”

　　最终在三国武力威胁下，日本放弃割占辽东半岛，勒索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金。中国政府首脑肯定会有盘算：倘若布鲁塞尔会议形成合议，要求日本撤军，三国干涉还辽的旧梦是不是就可以重温？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日双方激战月余，虽然中国军队给与日军不小的杀伤，但最终战果还是日军占领上海后，主动宣布停战，随后在国联斡旋下，双方达成《中日停战协定》。日军除留下海军陆战队及宪兵共2500人以外，全部撤离上海。

　　然后联军惊奇地发现，天津北京市民对联军并无任何敌意。甚至在他们和大清官军以及义和团作战的时候，这些市民悠闲地看着热闹，像平日看京戏一样拍手叫好。

　　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家者何？国民者何？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

　　国家是皇帝的国家，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国民是鱼肉，本国统治者是刀俎，外国侵略者也是刀俎，只要这刀不砍在自己身上，那么对于所谓外敌入侵，老百姓乐得看热闹。

　　然而，进入1930年代之时，现代国家“国民一体”的概念在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已经逐步形成，此时民国成立已20余年，国民熙育工作初见成效，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在日本侵略的形势下，迅速强化起来。

　　毕竟血脉关联，万国租界里的华人已经不再如37年前的京津市民，他们的心中有了血浓于水的家国观念。四行仓库的浴血奋战，不能不对他们的内心有所触动。

　　委员长电令524团1营，从掩护88师撤退改为坚守四行仓库。聚光灯收拢在这瓦砾中的坚固工事，散乱溃兵团结起来就是尖刀。世界的目光汇聚之处，炮灰也升腾起家国的雄心。易水风萧萧，壮士不复还。背水一战的悲壮在此刻就是炸裂的战斗力。

　　入戏的一个最重要标志是当记者询问四行仓库守军的人数时，谢晋元挥手止住了部下脱口而出的实话，说出另一个数字：八百。

　　八百壮士，水军八十万众，都是一种文学或者说是戏剧化的表达。豪迈，慷慨，字里行间都是英雄气。虽然结局都是失败，但英雄气不减不灭，足以成为史籍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父老子孙口耳相传的传说。

　　四行仓库保卫战作为淞沪会战最后的战斗，就是为了把抵抗行为延续到布鲁塞尔会议开幕。在确定布鲁塞尔会议召开日期之后，四行孤军于11月1日撤出仓库，进入租界。

　　11月3日至24日，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中、美、英、法、苏等19个国家参加了会议，日本和德国拒绝出席。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要求与会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停止提供贷款和军需物资，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与会各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和利害关系，除发表泛泛的谴责之词外，谁都不愿率先制裁日本。

　　四行孤军的奋战，激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点浪花。英文《大美晚报》发表社论说：“吾人目睹闸北华军之英勇抗战精神，于吾人脑海中永留深刻之印象，华军作战之奋勇空前未有，足永垂青史。”英国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社论说：“华军在沪抵抗日军之成绩，实为任何国家史记中最勇武的诸页之一。”

　　谢晋元甚至成为1937年11月8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周刊的内文写道：“坚守在四行仓库里的中国官兵，耀眼地出现在硝烟弥漫的上海。这是当年最为轰动的一次抵抗。”

　　各路洋人感喟于中国军人的英勇和牺牲，然而他们自身也面临着纳粹德国的威胁，这感喟不久之后，也终于湮灭无声。

　　此后的中国还要单独面对侵略者整整4年，直到1941年12月9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第三天，国民政府才敢跟在美国之后，正式对日宣战。

　　国军全线败退，上海市民的情绪陷入低落。当他们突然听到闸北传来的枪炮声，了解到四行仓库还有一支中国军队在坚守时，群情激荡，人们爬上屋顶向闸北眺望，苏州河南岸聚集了很多人，观看孤楼中的孤军如何血战不退。

　　首先，四行仓库的位置在租界的西北角，仓库东临的西藏北路，往东区域都属于租界区。上海市民和新闻记者，并不需要泅渡苏州河才能进入四行仓库。他们基本都是通过英军控制的垃圾桥（今名西藏路桥）到达苏州河北岸，再翻墙进入四行仓库的。

　　“当我负着神圣的使命走到垃圾桥附近时，被一英军阻止了。经我多番辩论后，我终于在这英兵的许可之下爬过了铁丝网，随又匍匐在地，爬过了许多沙包堆，约二小时之久，我终于爬到了四行仓库，将国旗献给了谢团副和杨营长。”

　　整整四天四夜，上海市民目睹四行孤军血战顽敌，目睹四行孤军勇敢升旗，目睹着四行孤军安全撤退。甚至目睹四行孤军21岁的士兵陈树生，绑着集束手榴弹从残破的墙体洞口跃下，与攻击楼体的日军同归于尽。

　　孤军和市民并非仅仅是观看和被观看的关系，他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战斗进行中，市民们举着牌子向守军警示日军的进攻方向；战斗间隙时，市民们运送了食品、水果、衣物、药品等物资及一大袋慰问信给守军。文艺界人士迅速排演了话剧《八百壮士》，创作了应援歌曲，和守军隔水唱和。

　　守军也和市民有着良好互动，并源源不断提供宣传物料：不断接受记者采访，拍摄照片，谢晋元给长官的信，给家人的信都发表在报纸上，手书被拍成大大的照片——

　　如果套用今天的经验，四行孤军和上海市民的关系，有些类似粉丝和养成系的偶像——这个说法并无对先烈和先民的不尊重的意思，只是觉得那种感情相系骨肉相连的关系，确乎极为类似。

　　到11月1日，租界当局和日军达成协议，允许四行仓库守军解除武装撤入租界。谢晋元决心与四行仓库共存亡，但心疼部下的蒋介石直接命令撤离：

　　“惟以现值长期抗战之际、国家所期待于此忠勇壮士者，至深且远，如任其孤军死守、壮烈牺牲，要亦为国家之莫大之损失，不如忍痛放弃此闸北最后阵地，使此辈壮士另图报国之道......”

　　抗战必将是长期的行为，为了象征性的四行仓库牺牲百战余生的将士，任何人也心头不忍。正如7月17日庐山谈话中所言：

　　10月31日零时，四行孤军从坚守了4天的四行仓库撤退。他们越过垃圾桥退入英租界，谢晋元最后一个离开四行仓库。

　　撤入租界的孤军在跑马厅休整了两天，上午11点，租界工部局派来13辆卡车，载上谢晋元等500多名官兵，驶往临时安排的营房。沿途市民站在马路旁，热烈鼓掌，高呼“抗日英雄万岁”的口号；战士们站在卡车上，向市民行庄严的军礼。谢晋元流着泪，向市民频频举手行礼。

　　谢晋元所部被安置新加坡路上（今余姚路）临时营房中，租界当局派了“万国商团”的白俄兵看守，谢部所在地被上海市民称为“孤军营”。

　　在孤军营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谢晋元率领官兵开展打球、打拳、唱歌等文娱体育活动，并亲率士兵坚持出操，以木枪练习瞄准刺杀。他还带领战士自盖房屋，开办制皂、织袜、毛巾等工场，换得收入补贴生活费。

　　上海市民和孤军终于从隔岸相望成了邻居，从此守望相助变成了一家人。有好吃的，给孤军送去；有高兴的事，要让孤军分享。当然，更多的人是因为痛苦和迷茫才到孤军营找答案的。正如报纸上报道的：“每天人来人往，好像信徒们涌向圣地。”

　　1941年4月24日，就在谢晋元带领官兵照常早操时，被日伪政权收买的上等兵郝鼎诚、龙耀亮、张文清、张国顺等4人突然一拥向前，用事先准备好的匕首等凶器猛刺谢晋元，致使谢晋元当场遇害，年仅37岁。

　　谢晋元遇害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强行接管租界。孤军战士中100多人被押解至安徽裕溪口装卸煤炭，100多人被押往南京孝陵卫种菜养马，100多人被押到杭州萧山做苦力，剩余几十名，因为反抗激烈，被发配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座海岛当苦力。

　　次年，散落在各地的“八百壮士”陆续回到上海，400多人只剩下百余。他们请回老团长的遗孀，在老团长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来。三年内战开始后，他们不愿打内战，没有人继续当兵；而战争和崩溃的经济也让上海市民自顾不暇，这些当年的英雄们，只能各自寻找出路，有的当了车夫，有的当了警察，有的做了苦力……

　　2010年12月16日，祖籍湖北随州的88师524团1营1连1排排长杨养正逝世。至此，八百壮士全部凋零。历史的戏台，终于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