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工农红军正式开启长征，当时的红二十五军在收到中央的命令以后，即刻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西北挺进，进行战略转移。

　　在众多红军队伍当中，红二十五军大概是处境最为艰苦的，当时的这支部队远离主力部队，全军统共只有2900余人，几乎没有重火力。

　　想要与主力红军汇合，红二十五军不但需要跨过三省、长达数百公里的路程，同时还要躲避国民党军40个团，合计五万余人的“围剿”。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支部队，却完成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成就，那就是建立了唯一一个在长征时期建立的革命根据地。

　　红军长征的目的，不单单是军事战略上的大转移，更是为了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寻求可以落脚的根据地，发展壮大。

　　当地群众基础、地形考量、附近国民党驻军实力强弱、乃至全军战略动向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稍有任何疏忽，都将白白流血，甚至给当地百姓带来麻烦。

　　第一次，是在鄂豫之间的桐柏山区，这里地形便利易守难攻，且远离大城市，堪称一处宝地。然而，这一想法最终还是被放弃了，理由是桐柏山临近平汉铁路，敌人调集重兵十分便利。

　　后来红二十五军又曾经想要在伏牛山区建立根据地，但令人意想不到是，这里国民党的统治触手已经伸得很深了，当地众多地主有着很强的反动倾向，其实力甚至不亚于红军正规军，最终也只得无奈放弃。

　　直到1934年12月，红25军进入洛南县时，才算确定了根据地的选址，那就是在豫陕边界地区，建立了鄂豫陕根据地。

　　鄂豫陕根据地处于杨虎城将军的统辖范围，当时的杨虎城虽然还没有和共产党有过接触，但是，此时的杨虎城一面迫于蒋介石压力围剿中央红军，一面还要防备中央军，无暇顾及陕西南部，正因如此，红25军才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创建鄂豫陕根据地。

　　通过运动战的形式，红二十五军花了半年的时间控制了当地5座县城，300多个村庄，站住了脚跟，稳定住了形势。

　　在当地百姓的支持之下，红25军的人数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足足发展到近四千人的规模，并且还拥有地方部队2000余人。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根据地先后抵御了国民党军两次围剿，然而，在1935年5月，部队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决定率主力部队主动离开根据地开启西征，与中央会师。

　　至于鄂豫陕根据地，最终只保留了游击部队和一个连的红军，继续在当地以游击战的形式，继续革命。一来掩护大部队的撤退，二来坚守鄂豫陕根据地的革命成果。

　　红二十五军主力刚刚离开，国民党陕西省绥靖公署便得到了消息，集中三万人的兵力，对鄂豫陕根据地清剿。

　　在国民党大军的围攻之下，当时部队损失极大，但在特委领导人郑位三、陈先瑞、李隆贵等人的沉着指挥下，根据地还是奇迹般的保留了下来。

　　他们积极发动群众、合编各地游击武装统一指挥调度，凭借着灵活机动，扬长避短的方式，与国民党军队展开周旋。

　　红军部队在当地的群众基础是极好的，这一个连的战士非但没有垮台，甚至还越做越大，最终在当年10月6日，鄂豫陕根据地的武装部队得到合编，成立了红74师，由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

　　红74师最初成立之时，全师共计700余人，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全师下辖两个战斗营、一个手枪团，甚至还建立了专门的警卫连、通信排、看护排。

　　在之后的日子里，红七十四师一面对敌作战，一面积极的开展土地革命，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百姓的支持。

　　当时根据地里，百姓参军意愿十分高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红七十四师就从最早的700人发展到了千余人的大部队。

　　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之下，这支部队不但顽强的存活了下来，还积攒了力量，延续了鄂豫陕根据地的革命火种。

　　为了能够剿灭红七十四师，国民党曾经先后发动过数次围剿，但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红七十四师俨然已经成为鄂豫陕交界处一支不可撼动的力量。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时，周恩来奔赴西安进行和谈，在此期间，国民党亲日派军队已经聚集在灵宝一带，随时进军西安发起战争。

　　为了能够使得和谈顺利进行，周恩来还亲自向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写信，请他们协同张学良部队，一起保卫西安。

　　对于这一要求，红七十四师自然当仁不让，顺利的完成了组织下达的任务，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当时的鄂豫陕根据地是全国虽然只是支脉中的支脉，但是却是全国少有的稳固根据地，正因如此，中央军委对此评价极高，在1937年的二月份，作为鄂豫陕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隆贵还来到了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李隆贵这次到来一是为了汇报鄂豫陕根据地的情况，第二是为了红七十四师的北上做准备，此时的国共双方已经展开了第二次合作，因此红七十四师有了北上会师的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军队不但不会对其骚扰，甚至还要主动为其保驾护航。

　　这是红七十四师自成立以来第一次见到大部队，当收到命令的这一刻，很多老兵在都留下了激动的眼泪，在付出无数鲜血生命后，他们多年来的努力拼搏，终于有了回报。

　　红七十四师北上途中，原本的安排是由师政委李隆贵带领先遣队和辎重车开道，师长陈先瑞带领主力部队尾随其后。

　　原本师长陈先瑞已经事先政委李隆贵约定好了休息地点，可是，等到陈先瑞的大部队抵达这里时，却惊讶的发现，原本应当已经抵达的李隆贵一行人却不见踪影，连带消失的，还有大批的物资。

　　看到这一幕，师长陈先瑞十分着急，立马排出了一个排的战士四下寻找，然而，搜寻一夜之后，人们依然没有找到任何踪影。

　　李隆贵消失之前，大部队没有听见任何枪声，路途上也没有任何战斗过得痕迹，陈先瑞不敢怠慢，一面向中央通报情况，一面命令大部队四处搜查，可是，一连寻找了几天，仍旧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几十号大活人就如同凭空蒸发一般。

　　多年来，陈先瑞一直念挂着自己这位老搭档、老战友，但令他失望的是，从那以后，他便再未见过李隆贵，这位昔日的政委从此便彻底消失了，直至1996年陈先瑞去世，仍然没有探知到关于李隆贵的任何下落。

　　李隆贵自1927年便参加了黄麻起义，之后便一直在留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直到1931年才编入红二十五军。在这里担任班长，由于能力出众，李隆贵后来逐渐升任，成为了红二十五军干部班子中的一员，在此期间始终忠心耿耿，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保持绝对忠诚。

　　红25军离开鄂豫陕根据地时期，由于叛徒的出卖，鄂豫陕根据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各自为战，管理混乱的。就算是李隆贵真的想要叛逃，他也大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投奔国民党。

　　然而，他却始终没有这么做，在最为危险的时刻，他坚守在了一线，可以说，没有他的挺身而出，就不会有事后的鄂豫陕根据地。

　　眼下，李隆贵刚刚去延安接受了学习教育，正有着大好的前途，在这一时间段脱离队伍，从任何角度上来看，都并不是一个“划算”的选择。

　　其次，李隆贵也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当时红七十四师虽然分为两部，但是两部的相隔距离并不远，最多也就只有几里，况且李隆贵的先头部队还带着数车辎重，行进速度较慢，就算想要携物资溜号，也不切实际，逃不出后续部队的追逐。

　　这个问题也并不好说，首先，当时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刚刚签订和平谈判，双方的军队正处于最为友好的状态，不大可能直接开战。

　　国民党想要不动声色的吃下这支部队是不可能的，而且在1937年这一阶段，也从来没有说国民党趁着停战的机会逮捕共产党将领的先例。

　　国民党军队尚且如此，至于当地的匪患，那可能性就更小了，试问哪支匪患敢当着上千正规军的面造次？土匪劫道的说法，亦不可信。

　　唯一能解释李隆贵一部神秘消失的原因，大概便是李隆贵所在的红军部队，遭遇了一场针对性极强，且预谋已久的埋伏。

　　李隆贵本身是鄂豫陕根据地的核心领导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是当地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再加上其促进了西安事变，亦可以说是日本人的眼中钉。日本军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是没有进入过陕西的，可特务就不一定了，西安事变期间，就曾经有特务潜伏至中共代表团对面，想要伺机进行破坏。

　　李隆贵所在的部队具有一个十分显着的特征，他是在当时整个陕南地区，唯一一支共产党名下，且包含高级军官的小部队。

　　陕南地区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地，如果在这里，一位共产党高级军官神秘失踪，势必会造成国共双方关系的破裂，这也就说明，日本特务和国民党亲日派特务，都有着极大的作案动机。

　　虽然以上操作难度大，但是，这也是目前为止最为可能的猜想，只不过由于年代久远，且当时，鄂豫陕根据地由于规模较小，党史记录少，基本不可能复查，李隆贵的失踪，最终还是永远成为了谜。

　　李隆贵的失踪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多年以后，新中国成立。他的革命好友徐海东成为开国大将，搭档陈先瑞成为开国中将。

　　但必须要确定的是，截止今天，依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李隆贵存在叛逃行为，他的失踪没有给党和军队造成严重损失，从1927年至1937年，李隆贵十年中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仍旧值得我们铭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